桂林，是中国抗战史上一座极具精神感召力的城市，它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烽火岁月中，以独特的历史角色凝聚了全国文化脊梁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1938年广州、武汉相继沦陷，大批文化人如候鸟般南迁至这座暂时免遭兵燹的小城。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徐悲鸿等千余文化名人汇聚桂林，179家出版社、书店在此涌现，西南剧展掀起了文化抗战的高潮……这座边陲小城骤然崛起为抗战大后方的“精神堡垒”，被誉为“抗战文化城”。

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。 见习记者 蓝键 摄

8月的桂林，游人如织。秀峰区解放西路的一幢红色建筑静立于喧嚣之中，门额上“广西省立艺术馆”几个大字庄重而醒目。走进馆内，新中国剧社、剧宣七队、剧宣九队……展厅里一张张斑驳的老照片无声陈列，仿佛仍回荡着历史的余音。“这些诞生于战火、以戏剧为武器的文艺团体，曾把这里作为排练与演出的重要阵地，使桂林成为当时大后方名副其实的‘戏剧圣城’。”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工作人员韦云飞介绍，“这栋楼虽然不大，但我很荣幸能在这里守护它。”对他而言，这座被誉为“中国第一座伟大戏剧建筑”的场馆，是许多桂林人引以为豪的地标，因为它承载着桂林辉煌的文化抗战历史。

2024年4月20日晚，纪念西南剧展80周年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开幕式在这里举行。场馆内灯火辉煌，座无虚席。演出通过融合话剧、戏曲、歌舞、偶戏等多元形式，重现了1944年欧阳予倩、田汉等先驱筹备“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”（西南剧展）的历史场景。

广西省立艺术馆内景。 见习记者 蓝键 摄

时光回溯至1944年2月15日，彼时中国大半河山已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。以欧阳予倩、田汉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戏剧家，号召上千名文艺工作者齐聚桂林举办西南剧展。新中国剧社、剧宣七队、剧宣四队……广西省立艺术馆的展板上，展出着抗战时期在桂林演出的剧团剧照。西南剧展汇聚了33个戏剧团队共895名工作者，戏剧家们以戏剧为武器，以舞台为战场，上演87部剧目、演出170多场，吸引观众10万余人次，为前线军民抗战输送了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工作人员韦云飞向来访者介绍艺术馆历史。受访者供图

如今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，在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的保护下重焕光彩。2019年10月，艺术馆获得了“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称号。目前，部分剧团仍会在此演出，西南剧展的经典曲目也时常在馆内回荡。馆内466张酒红色的座椅，白色石块做成的灯罩，无声地回响着那段峥嵘岁月。“馆内常有许多名人后代来寻找祖辈足迹。”韦云飞感慨道，“有位老人指着剧照说，‘这是我爷爷，有些专家不认识他，但我知道他在这里战斗过’。”

戏剧的突围在这里掀起了高潮，其他领域的文化也百花齐放。

记者在太平路“文化街”采访。见习记者 蓝键 摄

80年后的今天，太平路与桂西路商户林立，人流如织。太平路12号旧址的石碑前常有读者驻足，这里曾流淌着中国最鲜活的文化血脉。“抗战时期，这里文人荟萃、文化繁荣，21家报纸、179家出版社与书店、109家印刷厂在这里汇聚，此地也被称为‘书店街’‘文化街’。”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时岱介绍道。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1938年11月17日，艾青在桂林写下这首诗，发表在同年12月的《十日文萃》。而《十日文萃》和其他大量刊物一样，办公地点集中在太平路和桂西路上。“当年的生活书店、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就在此处，这三家书店后来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合并成为‘三联书店’。”时岱补充道。

在这些文化机构中，太平路8号并不引人注目。窄小的庭院，木质的黑色骑楼，办公与起居一体的记者办公室——这里既是报社，也是20余名记者蜷居的“战场”。当广西省立艺术馆中西南剧展锣鼓喧天时，夏衍和《救亡日报》的记者们正在这里上演另一场文化抗战。

1939年1月10日，《救亡日报》在桂林复刊。在周恩来“坚持抗战、团结、进步方针”的指导下，编辑部将八开版面的报纸打造成思想阵地。副刊《文化岗位》《十字街》等栏目汇聚了茅盾、艾青等文化精英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也执笔投稿。尽管每月仅领微薄津贴，每日靠糙米饭充饥，工人和记者、编辑仍以救亡信念苦干，将发行量从3000份推至1万多份，远销西南各省及南洋，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呐喊。

救亡日报社内景（复原）。 见习记者 蓝键 摄

“《救亡日报》在桂林办了两年一个月又十五天，共出版779期。”时岱介绍。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，夏衍撰写社论揭露真相，拒绝歪曲报道而遭通缉。2月28日，报纸终遭查封，但其在桂林两年间传播的抗战主张，已深深镌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。

随着日军逼近桂林，桂林城将临战火。1944年6月，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接到紧急疏散命令。代馆长黄远智果断行动，馆员们拆书架、制书箱，艰难打包近30万册图书。因运力有限，只能精选7万多册珍贵古籍、方志和地方文献转移。船队沿漓江南下昭平，后因战火蔓延，又迁至裕礼村。

广西桂林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彭子龙在采访中回顾：“在抗战期间，我们经历了3次图书大转移。”他详细描述：“第一次迁移到市区东郊的栖霞山；第二次迁移是在1944年桂林大撤退时，我们沿着桂江往下走，走到昭平（县城）；在战火迫近昭平时，我们又进行了第三次迁移。”馆员们面对经费断绝、生存危机，始终铭记“守藏之责，重于守土”的誓言。馆里总共有13个馆员，他们带着家人到昭平打工，生活极其艰苦。这些读书人被迫宰牛卖肉、修鞋补衣维持生计，却从未动过卖书的念头。

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中收藏的《野草》刊物原件。 见习记者 蓝键 摄

抗战胜利后，7万多册图书完好无损地返回桂林。这批珍贵的图书被加盖上“劫后存书”的蓝色印章，这抹蓝色象征着焚城烈焰中不灭的文明星火。彭子龙总结道：“前辈和馆领导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了解馆的历史，包括保护文献、敬畏文献、守护文献、传承文献。”如今，桂林图书馆正对这些文献进行数字化，让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永续传承。

80年岁月流转，桂林抗战文化城的记忆依然鲜活。当炮火撕裂山河时，夏衍的呐喊、艾青的诗行、欧阳予倩的锣鼓，在漓江两岸筑起无形的精神长城。西南剧展的万人合唱声虽已远去，但广西省立艺术馆那466张座椅仍凝望着当年“戏剧兵”的赤诚；太平路出版社的铅字虽已凝固，却将“文化绿洲”的星火烙进民族记忆。

今日，抗战烽火中淬炼的文化基因，依然在桂林的青山绿水间搏动。这绵延的文脉昭示着：一座城的文化高度，永远是其精神不朽的基石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“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”伫立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前，深感这句古诗有了新的注脚。抗战文化旧址不是凝固的纪念碑，而是贯通80载的精神通道。文人以笔为矛的担当，艺术家用舞台筑起的长城，出版人在纸荒中守护的思想火种，共同见证着中华文明的韧性。而今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，这份危局中坚守文明自觉、以文化凝聚共识的基因，恰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珍贵密钥。旧址不语，却始终叩问：若惊涛再起，我辈能否如先辈那样以精神为锚？答案不在展柜里，而在每个人奋斗的脚步中。